(14)许章润：《从政策博弈到立法博弈：关于当代中国立法民主化进程的省察》，《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3期，第2-8页。
就消极一般预防而言，也同样如此。既然如此，法秩序维护说就只能得出防卫意思不要说的结论。
因为，权利大于不法，允许实施暴力行为的程度仅仅取决于防卫权利的必要性。例如，行为人实施普通抢劫行为的，依据我国《刑法》第263条之规定，可以预见自己最多只会被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正当防卫意味着，任何权利都可以针对任何不法无条件地进行自我保护。虽然其认为，在类似美国9·11恐怖袭击的场合，国家击落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以牺牲机上机组人员和乘客为代价挽救地面人员生命的行为违反宪法，因为此举将无辜的机组人员和乘客贬低成了挽救他人生命的工具，有损其人性尊严，(15)但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同时也指出，击落被劫持的客机导致劫机的恐怖分子死亡的，并不损害恐怖分子的人性尊严，因为恐怖分子将飞机作为危害地面人员生命的工具加以利用，这种攻击举动是其自主决定的结果。首先，无知之幕背后的理性人在协商关于自由权利的分配规则时，虽然会出于自利的本性希望使自己享有最广泛的自由权利，但是，其也会认识到，任何使自己相比他人享有更多自由权利的方案，都无法获得其他理性人的同意。
这显然会不当限缩公民的防卫权。而任何对符合普遍法则之自由的妨碍，即为不法。例如选民有兴趣并且有能力立即参与的乡镇人大以及县级人大应该尽快全面实行预算议会的做法，然后再渐次扩大到省、市、自治区乃至全国。
根据联合国2011年的统计数据估测，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因为社会中存在不满情绪的高压，才需要尽快通过对违宪现象进行审查和纠正的程序来逐步释放其能量，特别是通过回应民意的结构调整把爆炸力转化成制度创新的推动力。如果制定机关不予修改但却不能说服有关专门委员会，那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最终付诸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18) 在英美法系国家，审计署是国会的附属机构。
这两者相向而行、相辅而成，可以加快中国转型的进程。另外，为了预先防止提诉案件的爆炸性增加造成合宪性审查制度功能麻痹的危险，除了规定非常严格而细致的受理要件之外，在第一阶段似乎不妨首先只承认机关的提诉权。
但在另一方面，对政府的问责审计需要与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议联动并借助决算认定程序而产生实效，财税民主则应该从公民有兴趣、也有能力参与的乡镇、县、市层面开始。(16)这种问责审计的发展趋势，可以从美国审计总署(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在2004年7月7日更名为政府责任办公室(the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制度变迁中看得很清楚。例如，被称为中国平等权诉讼第一案的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聘限制身高行政诉讼已经得到受理，并在2002年4月25日开庭审理。二、从经济形势看法制改革的若干切入点 从这个世纪之交开始，全球格局就在经历百年甚至几百年一度的大转型，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西方转向东方，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也随之发生地壳变动。
(31)杉原泰雄「地方自治と地方分権」『法律時報』第66卷12号(1994年)29—30ページ、広田全男、糠塚康江「『ヨーロツパ地方自治憲章』、『世界地方自治宣言』の意義」同誌42—51ページ。可见通过诉讼来强化公民个人的权利主张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审理是不是公平，判决是不是符合他对正义的理解、他的公正感，这样的感性认识决定了他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当然，我们不妨在城乡分治、存在大量灰色收入等特殊国情的背景下对这个计算值进行质疑和修正。
从1987年开始，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开始审议《世界地方自治宪章》草案。(13)不言而喻，有意促成这样的特征决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将削弱根据宪法规定而行使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以及监督权，(14)只是强调把预算审议作为突破口来切实改变所谓议会不议的现状。
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种思路》，载《法学》1998年第4期。为此，有必要自下而上推动财税民主化，所以预算议会构成落实法治方式的另一个极其关键的切入点。
(24)例如，宝格达：《解决私房问题应该尊重宪法、民法，保护人权》，载《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献库保护人权机制专栏，2002年7月3日上传。所谓死磕就是较真，律师必须较真才有可能把客户的合法权益保住，才有可能切实推动法律实施，才有可能避免冤假错案、提高办案质量。所以，司法审查对中国的法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更为重要的是，规则要平等地适用于任何人，政府既不得偏袒某一方，也没有超越于规则之上的特权，否则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就难以协调，通过竞争产生效率的机制也就难以启动。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态发生，除了必须加强法务市场竞争的自由度和公平性、打破身份关系壁垒之类的对策外，还必须进一步加强职业伦理教育、整顿纲纪、陶冶高尚品格、提倡自律和公益活动。四、落实法治方式的主要驱动力 以上论述的是关于中国法治方式的基本思路。
当地方人民代表和地方行政首长都由直接选举产生时，只要把立法权与行政权严格区分开，首长的决定可以直接以民意为后盾，那么因权力制衡而产生的扯皮现象会减少，政府的效率以及正当性、合法性会提高。(二)行政问责与大审计模式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首先是要以法律限制权力滥用的行为，建设法治政府。
要创造这样的条件，当然离不开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17)詳細は木村琢磨「財政統制の変容(上·下)——国会と会計検查院の機能を中心とした研究序説」『自治研究』第79卷2号と3号(2003年)、「フランスにおける予算会計改革の動向——日本法ヘの示唆を求めて」『季刊行政管理研究』第106号(2004年)を参照。
不言而喻，涉及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改革是触动体制根本的，影响制度设计的变数非常多也非常复杂，采取自下而上推动的方式和步骤，就可以增加试错、创新的空间以及各种政策选项，降低失误的风险，还有利于群众参与。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司法的舆论监督无处不在，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假如把预算审议作为政治改革的主轴，有利于人大代表的专业化，因为怎样看懂各种数字报表和计算结果，需要专业知识和洞察力。审计是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加强行政内部监察的一种手段。所以诉讼案件具有很高的社会关注度，会成为舆论热点。这意味着必须落实公开审理的原则，允许公民旁听诉讼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
也就是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相对峙的格局以及解决利益和价值冲突的现实任务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无从回避。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在2002年3月20日开庭审理、6月26日做出判决的案件中也引用了宪法教育权条款，为宪法司法化的实践从高级法院扩展到基层法院开创了先例，见《法制日报》2002年8月22日报道。
(二)个人依法维权的诉讼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主权在民，但人民怎么主张其权利，公民个人怎样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都不是很清楚。但毫无疑问，就职守属性而言，律师还是应该忠于客户的，应该成为真正值得当事人信任和委托的权利卫士，尤其是在刑事辩护案件中，更需要有那么一点为客户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的胆识。
第二，在法律共同体已经形成和巩固的基础上，再回过头来改造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把普遍性价值与互相制衡的权力关系进行合乎宪政理念的重新组合，更准确地说是精心选择不同的宪法设计。(7)除了明文规定除外的事项，地方政府应该享有全权。
适当增加常设性小委员会的数量。通过审计问责，就能有效地推动行政改革，而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惩治腐败、清除浪费等一系列动作也会更加有的放矢。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合宪性审查及其判断在本质上始终遵从立法权的自我逻辑关系，并不以宪法解释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推行预算议会的做法不仅要改变各级人大的工作重点，而且还必须改变其活动方式和成员构成。
⑧严格遵循和公正执行各种规则、强调理由论证以及限制权力的法治主义精神可以向社会提供必要而充分的信任，从而防止民主政治的不稳定。至于保障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审查程序的启动，则暂时由国家信访局来归口进行，等等。
要限制行政权力，要禁止组织或个人的治外法权，也必须祭出护宪的大纛。易先生立论的根据是2000年举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其结果显示中国每年的出生率已经急剧下降到1.22%。
法制统一必须以宪法为标尺，通过对是否合乎宪法基本原则的审查活动来防止立法权被各种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绑架，防止法律体系的碎片化乃至自相矛盾。可以说，通过信息公开、言论自由、社会自治、政治参与等一系列公民权利的宣示，中国正在逐步加强个人在实施法律中的作用，试图通过维权的具体行动和诉讼个案来推动规范的执行和完备。